不過，由我來稍補周先生在自由經濟方面的點點滴滴，卻也是必然的，原因就在我倆共同熟悉的人物夏道平先生。夏先生和周先生相識四十多年，尤其一九六九年周先生從關務署長退休之後，兩個人過從更密。那個時候周先生的主要工作是在翻譯《自由的憲章》，同時也整理自己的舊作出版。一九七五年周先生以年老多病之身遠走美國，度過生命中最後的十一年，除病勢沈重的最後一年多，夏周兩人之間的通信從未中斷到一個月以上。這十一年中，夏先生積存周先生的來信將近百封，其中討論學術思想的長篇大論，竟長到一兩萬字，有的只是商榷一個名詞翻譯，有時兩人為一個名詞或概念的涵義，爭辯得不能罷休。更值得提醒的是，他倆都是奧國學派一代宗師、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的忠實信徒，也都是將海耶克思想引進台灣的最重要人物。所以，由夏先生來為周先生自傳作序是最恰當不過了！奈何夏先生早在1995年底遠離塵世，而我自夏先生在一九八０年代初被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延攬進中經院後，即和他開展出一段忘年之交歷程，並曾為文記述夏先生和蔣先生的生平及成就，而蔣先生又和周先生同樣是海耶克的嫡傳弟子。在夏先生和蔣先生已不在人世的現時，由我來代他們補上周先生在經濟面的點點滴滴，應該是很合適，也是推不掉的任務。這也可能是劉佳奇先生邀請我作序的原委。
這篇序文大部份引用夏先生一九八六年七月發表於《傳記文學》第49卷第1期的〈周德偉先生未受重視的一項業績〉這篇文章。正如這本自傳所描述的，在夏先生的眼中，周德偉先生是官場中和學術界的不平凡人物。不過，夏先生感慨說，周先生的不平凡之被人知道的，大都是露之於聲色的一面，至於在學術思想上的用心、造詣和貢獻的不平凡，知道的人卻不多；知之而又重視之的，更是少而又少。更不幸的是，他露在聲色方面的不平凡，又多是「懷才不遇」、「壯志未酬」的強烈挫折感所激發；一發出來，卻每每叫人不快。這，又加深地埋沒了周先生那未受重視的一面，而那一面確是值得夏先生敬佩的。
周先生出生於湖南善化，後來家遷長沙，乃籍隸長沙。他的父親壽椿公，是一位以「文有奇氣，學有奇識，行有奇節」著稱於湖南士林的三奇人物。在事功方面，他參加過清末民初的革命。在治學方面，著有《達尊堂記學》。家中藏書豐富，且有理學名家李文炤（清季嶽麓書院山長）的珍貴手稿若干冊。周德偉在六歲至十三歲的七年私塾中，熟讀了《四書》、《左傳》、《史記》等古籍。進中學、大學以後，每逢寒暑假歸家，更廣泛閱讀經史子集。他的記憶力過人，凡是早年讀過的書而又為他所喜愛的，如《論語》、《史記》、《三國志》，以及《柳文》、《杜詩》，數十年後，每一談及，皆可成篇背誦。在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他在中學時代，就從當時有名的《甲寅》雜誌和嚴復的譯述中，以及直接閱讀康德的原著，開始瞭解超經驗的邏輯建構。這在思路上的一新跨步，對他後來的思想傾向，大概有了指引的作用。北大預科畢業後，進本科經濟系讀了兩年，因父病，回家侍養而中途輟學。一九二四以後，在革命的潮流中，他幹了國民黨的黨務九年，據他自己說，這是「流浪了九年…幾於沈淪。」幸而在一九三三年有機會以公費出國，留學英國，進了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在倫大政經學院的兩年中，他得到海耶克的指導，用功讀了新古典學派、奧國學派、北歐學派的經濟理論，紮紮實實奠定了他的學問基礎。嗣又轉學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進修，並在海耶克的書信指導下，開始用德文寫貨幣理論的論文。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發生，公費停發，他的留學階段，乃告結束。回國後，先在長沙湖南大學任教，並兼經濟學系主任。後來在重慶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在台北任關務署長時，先後在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兼任教授。一九六九年關務署長退休以後，就是他在學術思想上一心一意努力貢獻的時期，也是夏周二人過從最密的時期。周先生在這方面的業績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夏先生認為，周先生在學術思想上應受重視的業績，一是為我國知識群眾有系統地介紹當代大思想家海耶克；二是把我國儒家傳統思想重新評估，並賦予新的意義。
早在一九三○年代，已經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海耶克，在台灣被稱為「文化沙漠」的時期，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海耶克在學術思想界的地位，早己不局限於經濟學領域。他是綜合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大思想家，被稱為「一代大儒」。尤其是對於自由與法治所提出的理論基礎，真是叫讀者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感受。自由與法治，一直以來是我們所聽到的最普遍、最響亮的口號，大家都在喊。可是無論在朝者或在野者，每每誤解或曲解自由，而在朝者便偏於曲解法治。這似乎是世界通病，尤以我們東方為甚。為要從觀念上來一根本澄清，以利我們人類社會得以走向較開明而較和諧的前途，海耶克的社會哲學之廣為傳播，確是最必要的。周先生在這方面作了多年的努力，以致在今日台灣的知識群中，海耶克這個名字已不是那麼陌生了，儘管他的影響力我們還沒有明顯地看到。
夏先生指出，給台灣知識群眾介紹海耶克的，雖不只是周先生一人，也不是始於周先生。但在這個工作上用力最多、最誠懇，而又介紹得最有系統的，只有他，沒有第二人。夏先生認為，周先生在這方面的業績，具體地講，體現在兩本書上：一是周先生譯的《自由的憲章》；一是他著作的《海耶克學說綜述》。
《自由的憲章》是海耶克理論體系中自由論的代表作。在同類的文獻中，它可頂替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而海耶克所處理的廣度和深度，超越密爾的遠甚。這本書的翻譯，確不是一件尋常事。周先生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不停地每天花幾個小時在這上面。當他遇到原著艱深難懂的地方，總要多方搜尋參考文獻，或沈吟苦思；一到有了所得或恍然大悟的時刻，他馬上找夏先生（他倆的住址只有十來分鐘的步行距離）談得興高采烈。夏先生是個早有翻譯經驗的人，面對這種情景，每每會重溫，會分享，那種沁入心脾的苦中樂。寫到這不得不感慨，台灣社會對翻譯可說極度低貶，普遍認為不登大雅之堂，殊不知「信、達、雅」的翻譯，較諸自己創作更為困難，尤其翻譯經典更是難上加難，如果譯的好，對社會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周先生譯的《自由的憲章》，有一大特色，此即譯者不拘守譯事的繩墨，隨時在句裡行間增補他自己的話。這些地方，雖然在形式上沒有保持住原著的面貌，但在意義上卻有助於對原著的瞭解。為明示這一特色，周先生在書內封面他的姓名下不用「譯」字而用「達旨」二字。同時他在「寫在自由的憲章的前面」第參節以下也有詳細的說明，更可看出他的認真態度。
為傳播和闡發海耶克的學術思想，周先生除用力翻譯了《自由的憲章》外，還著作了《當代大思想家海耶克綜述》。這本書除序文及導論外，共有二十六篇文章，分做四編。編目分為：（一）社會哲學與法治思想；（二）經濟學理及政策；（三）中立貨幣論；（四）具體問題的研究。序文是海耶克寫的。海耶克覆周先生的信及序文的原稿，都刊在書首。海耶克這位嚴謹的學人，是不會隨便恭維人、敷衍人的。我們從他這篇短短的序文中，足可相信周先生對海耶克思想體系瞭解得精深，闡釋得明晰。
本書中一九六五年海耶克初次訪華時周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的那一篇，題目為〈介紹海耶克給中國知識群眾〉。該文所介紹的，著重在經濟理論方面，而且又以最嚴肅最簡賅的兩本專著（《貨幣理論及經濟循環》和《價值與生產》）的主要內容作主幹來介紹，就一般的知識群眾來看，恐怕不容易接受。所以那一篇文章，並不足以代表周先生這方面的貢獻。
除了以上一譯一著的兩本書是直接陳述海耶克思想的以外，周先生還出版了兩本書：一是《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二是《周德偉經濟論著》。這兩本書涉及的範圍很廣，收集的文章頗雜。但讀者如有耐心細讀，當可看出其中的一貫性。此一貫性，在他的〈人文現象的領悟〉一文中也講到，那就是奧國學派的傳統。奧國學派的學者們所持的理論，枝節上彼此有很多差異，但在基本上有其一致的傳統，包括主觀論（subjectiv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社會秩序自然演化觀、知識的無知論等。這都是海耶克剖析得特別精深、闡發得特別周密的地方。這一傳統，在周先生討論政策的文章中，也有時會流露出來。因而我們可想見奧國學派的思想已溶合在他的思想中。他為我們介紹了奧國學派的大師海耶克，他也的確是有足夠資格作這項介紹工作的一個人。
夏先生認為，周先生在學術思想上的用力、造詣和貢獻，除上述的有系統介紹海耶克以外，就是重新評估我國儒家的傳統。他在這方面的造詣，零星地散見於許多篇文章，而以〈西方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和〈中西法治思想之比較研究〉兩文為最有代表性的力作。夏先生讀周先生這方面的論著，更感覺到奧國學派的思想對於周先生影響很深。
奧國學派的理論在現代主流經濟學書籍中可說沒有地位，而海耶克思想和看法也受到輕忽，全球迄今仍服膺凱因斯（J. M. Keynes,1883~1946）理論，台灣也不例外，或許奧國學派和海耶克的理念難懂，或許這些理念無法與「權力」掛鉤。我們由海耶克對貨幣和一九三０年代世界大恐慌的解讀及預言，即可得知忽視海耶克理論對於人類是多麼的不幸。海耶克在一九二七年於維也納的「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成為第一位預測美國經濟崩潰、進而殃及世界經濟的「先知」。海耶克認為大恐慌呈現的大量失業（亦即超額供給），是因為勞動和其他各種生產因素在各業、各廠，以及各地之間的分配對其產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間不能協調所致，之所以如此乃因「相對」價格和工資體系受到扭曲，而扭曲的源頭就是政府使用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由其創造出來的「人造」需求（包括產品需求和生產因素需求），使生產者和勞動者都做了「錯誤預期」，終使實際上的產品及生產因素都過量。這個時候，政府決策者不但不及時停止此種虛假的擴張需求政策，反而更增強該擴張政策的應用，惡性循環的結果，不但使寶貴的生產資源流向低生產力之處，而且累積了大量的「超額供給」，一旦擴張政策停止，泡沫終於破滅之後就出現了大蕭條。值得強調的是，如果持續不斷的一再使用擴張信用政策，時間愈拉長，禍害也就愈大，二００八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就是一大見證，但各國還是繼續使用「印鈔救市」的凱因斯「創造有效需求」飲歍止渴方式因應。
關於貨幣，海耶克指出，貨幣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為抽象的機制，貿易倚賴貨幣，透過貨幣的媒介傳導，個別特定的交易行為，可以在最遙遠的地方，以最間接的方式，造成種種最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響。人類的合作秩序若要延遠流長，就必須藉助於貨幣，但貨幣也將使引導人群合作的種種機制，覆蓋在一層難以穿透的濃霧之中。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所取代，原本還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見了，而代之而起的種種抽象的人際互動過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無法全盤理解。
海耶克認為貨幣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語言，以及各種生物那樣，也是來自於自化（自然演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樣受到變異與演化選擇過程的萃煉。然而，貨幣制度終究是在所有自化長成的結構當中，最不令人滿意的產物。貨幣經歷過的演化選擇過程，比別種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擾：由於受到政府壟斷貨幣，阻撓市場競爭進行各種試驗的影響，演化選擇機制在貨幣方面，未曾充分發揮作用。
在政府的照顧之下，貨幣制度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發展過程中，由於政府從中作梗，幾乎沒有市場試驗，也很少讓市場自由選擇可能適合它的制度。因此，我們到今天還不太清楚什麼是好的貨幣，也不知道貨幣可以好到什麼程度。其實，政府對貨幣發展的干擾與壟斷，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幾乎在鑄幣開始被市場選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時，政府的干擾就不斷地發生了。海耶克嚴厲地指責說，沒有貨幣，延遠的自由合作秩序，就無法運行，但，貨幣幾乎自始就遭到政府無恥的摧殘，以致它竟然變成延遠的人類合作秩序當中，干擾各種自動調適過程的主要亂源。除了少數幾個幸運的短暫時期，整個政府管理貨幣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詐欺和矇騙的歷史。在這方面，海耶克已經證實，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競爭的市場裡提供各種貨幣的私人機構，都來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說過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壟斷貨幣，則市場經濟的潛能也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海耶克所描述的人對於貨幣之複雜情結，貨幣在促進交易繁榮、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貨幣所導致的種種搶奪、鬥爭行徑，如果沒有證據是很難引起共鳴的，而我們可以由《金錢簡史》這本書得到最好的佐證。該書透過近二千年前小亞細亞西部富裕古國呂底亞發明硬幣以來，人類改朝換代的歷史演進，以錢幣、紙鈔、電子錢幣三大貨幣演化時期為經的歷史陳述，讓我們見識到人生與金錢之間的各種形形色色關係。我們看到羅馬帝國因為善用貨幣而繁榮，也看到貪婪帝王胡亂鑄幣引發的信用崩潰而亡國，也見到金錢被視為罪惡、收取利息有罪的歷史，更讓我們看到了搶奪貨幣發行權而引發的政教戰爭。到了現代電子錢幣時期，的確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貨幣演變，但對於貨幣到底是什麼的疑問，不只是沒有提出更明確的答案，反而讓世人更眼花撩亂，也更為迷亂。「虛擬經濟」毋寧是傳神比擬和寫照，此與「泡沫經濟」同義，僅就我們眼見的信用卡引發的諸項弊端，以及衍生性金融（有毒）商品和金錢泡沫投機遊戲帶來的禍害來看，海耶克對貨幣的觀點長期被漠視實有以致之，也令人感嘆。
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今全球天災人禍不斷，瀕臨毀滅邊緣，海耶克的理論不受重視是主因之一，由此也可知推介海耶克的思想是多麼重要，而周德偉先生和夏道平先生早年就致力引介海耶克到台灣，真是先知呀！但事實證明是寂寞的。
海耶克大半生受到壓抑，卻生活得愜意、實在，由周德偉的這本自傳，也可感受周先生的遭遇也是如此。就是由於他們看到真理、堅持真理，才能頂天立地，雖千萬人吾往矣，不畏強權橫逆講真話、做真事、做真人。
的確，這本自傳記錄周德偉一生親歷的時代變局，並凸顯出其在動亂中所堅守的儒生本質，在此價值空虛、敗壞的現代，重現知識份子經世濟民的風骨與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