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學術界通過對民國知識分子的研究，開始追尋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到1998年前後達到一個小高潮。然而，當時中國學術界所找到的自由主義傳統，不論是《新月》時期的胡適、羅隆基，還是《觀察》時期的儲安平，他們或多或少都受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拉斯基的影響，而拉斯基的理論並非純正的古典自由主義。

拉斯基是英國工黨的理論家，其思想帶有左傾色彩，基本上屬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因此，民國時期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數屬於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的訴求無外乎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憲政與經濟制度上的計劃經濟。他們是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義者，但在經濟上，卻輕視私有財產，漠視民營經濟，這些都表明他們不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似乎不明白，計劃經濟的方向乃是通往奴役之路，1949年之後的歷史實踐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對此，人們禁不住要問：民國時期有真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嗎？他們有什麼主張？

民國時期真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是哈耶克在中國的兩個學生。他們分別是周德偉與蔣碩傑，可惜當時兩人在知識界的影響還相對邊緣，沒有成為思想界的主流。蔣碩傑在1940年代的《新路》上曾有文章指出計劃經濟的危險，他是堅定的市場經濟的捍衛者。

比蔣碩傑更早宣傳哈耶克主張的則是周德偉。作為哈耶克的第一個中國弟子，當民國的一些自由知識分子還沉浸在拉斯基的思想世界的時候，1930年代的周德偉已經在其創辦的刊物《中國之路》上闡釋哈耶克的經濟主張了。這時的周德偉默默無聞，無疑處於思想界的邊緣，而他的老師胡適則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袖，兩人的地位與影響力都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對自由主義的領會與體悟方面，似乎周德偉更勝胡適。

1949年之後，在與胡適的交往中，周德偉成功地影響了胡適的自由主義理念，使晚年的胡適開始走向古典自由主義之路。晚年胡適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社茶話會”上對計劃經濟的反思，對曾經頌揚社會主義的公開懺悔，這些都受到周德偉的影響。

作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晚年胡適的這一轉變是具有象徵意義的。這意味著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開始從計劃經濟的迷霧中走出來，開始真正領會到私有財產在捍衛自由方面的重要意義。考察胡適與周德偉的關係，可以讓我們看到胡適在這方面的思想轉變。

胡適對周德偉的影響

周德偉，湖南長沙人，生於1902年，比胡適小11歲。1919年，就讀於湖南長郡中學的周德偉開始閲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讀過此書後，周德偉將原本零碎雜亂的國學知識系統化了，那時的周德偉可以說是無條件地同意胡適的論斷。

1920年，周德偉考入北大預科，雖然那時胡適在北大推廣白話文運動，但此時周德偉受業於林損、劉文典、單不廠等國學名家，這奠定了周德偉良好的古文功底。以後周德偉在作文時喜用半文半白的話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其思想在社會上的流傳。

雖然林損每次上課時都詆毀胡適，但這並沒有減損胡適在周德偉心目中的份量。這一時期，他親自找到胡適，以求學時的讀書問題求教於胡適。從先秦諸子到清代學術，胡適一口氣給周德偉開了一百多種書單。面對如此多的書，周德偉根本看不過來，他只是選擇性的看了王充的《論衡》和《王弼注易》。在史學方面，受胡適影響，周德偉將讀史的重點放在了《史記》的志與年表上，並由此形成了他對歷史的特殊癖好。

對於胡適的考證，不論是《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還是《儒林外史考證》，周德偉都仔細看了。對於前兩個考證，周德偉一點興趣也沒有，倒是對《儒林外史考證》，因為敬佩《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人格，周德偉津津有味地看完了。

事實上，對胡適做的這些考證，周德偉有些不以為然，他認為作為思想界領袖人物的胡適更應該從事思想方面的建設，不應該將時間浪費在這些意義不是很大的考證上。同樣，晚年胡適埋首《水經注》，周德偉對此也很不贊同，他覺得胡適應該負起思想上的領導責任，進而從思想方法上讓青年人看清極權主義的本質，由此抵禦極權主義的蔓延。

這一時期的周德偉，既讀陳獨秀的《新青年》，也看章士釗主編的《甲寅》。迥異於當時的一些學生，周德偉似更偏愛《甲寅》，他覺得《新青年》的文筆太潑辣。此外，周德偉此時還閲讀了胡適翻譯的《實驗主義》，此書是胡適老師杜威的作品，但周德偉讀後覺得這裡面的思想實在太粗淺，與杜威相比，周德偉更偏愛斯賓塞、赫胥黎、亞當·斯密。此一時期的周德偉，還曾參加馬克思主義小組，但因反對階級意識而脫離該小組。此後，周德偉跟隨顧孟余，參加了國民黨，並曾在武漢主持《武漢民報》副刊。此後，在顧孟余的提攜下，周德偉還曾任職於鐵道部。

1933年，周德偉獲得公費留英的資格，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此時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最有名的教授是拉斯基，而周德偉並不喜歡拉斯基，他跟隨經濟學教授羅賓斯與哈耶克從事經濟學研究。受到這兩位經濟學教授的影響，周德偉對歷史主義及歷史哲學重新進行了反思，他覺得胡適似乎有歷史主義的傾向，因此在思想上開始遠離胡適。1946年，周德偉曾去拜訪胡適與周鯁生，此時名滿天下的胡適早已忘記了周德偉這個學生了。

兩人在許多問題上的共識

雖然這一時期兩人在一些思想上有分歧，但在許多問題上還是有很多共識的，這些共識表現了兩人的思想卓見。兩個人的共識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個人主義、聯省自治、民主憲政以及儒家傳統。

作為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曾大力宣傳個人主義。在《易卜生主義》中他曾寫道：“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過於把你自己鑄造成器。……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而在國民黨宣稱捨己為群的國家主義時，胡適曾明確反對，他曾有名言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與胡適相一致，周德偉對集體主義的危害看得甚為清楚。他在《功效主義重估》中曾寫道：“人民無條件服從，個人必須放棄主動的行動，無條件犧牲自己，成就某一集體。但哪一集體方為合法的集體，方為至高無上之集體，舍武斷外實無從決定。故集體主義的教條，必然為排他的，必然為極權的。”

胡適與周德偉在聯省自治問題上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民國初期，面對南北兩個政府，國民黨內部產生了分歧，孫中山主張通過革命戰爭的方式來完成統一，因此主張北伐。陳炯明不同意孫中山的主張，他主張聯省自治。後來因為主張上的不同，孫中山與陳炯明的矛盾公開化，也就有了“六·一六事變”。

這一時期，胡適曾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支持陳炯明，並支持陳炯明所主張的“聯省自治”。當時，湖南的趙恆惕也是“聯省自治”的支持者與實踐者，後來來到台灣後，周德偉跟趙恆惕關係比較密切，他曾為趙恆惕寫過《趙公八十壽序》。在給胡適寫信時，他曾把這篇序一併送給胡適看。胡適收到這封信之後，曾給周德偉寫過一封信，信中寫道：“我讀了你的壽序與長信，也很感覺興趣，當年我也曾贊成聯省自治的運動，也贊成各省製成省憲的運動。民國十一年九月八日我曾在《努力週報》上發表長文，題為《聯省自治與軍閥答陳獨秀》。（此文收在東亞版《胡適文存》二集，台北版，我把政論文字全刪了。）回想前事，真如夢境了。”

此後胡適與周德偉兩人見面，周德偉還曾建議胡適把主張“聯省自治”的文字補充到《胡適文存》中去。由此看來，兩人對於當年的“聯省自治”運動都持贊同意見。

另外，在民主憲政這一問題上，胡適與周德偉也不謀而合。

1930年代，當丁文江、蔣廷黻等人都開始擁護新式獨裁的時候，就“民主與獨裁”問題，胡適與他的朋友展開了激烈辯論，這一時期的胡適是堅定的民主派。對胡適這一時期的表現，周德偉曾回憶說：“在留學階段中——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亦注意國內的言論，發現許多有名的學人也主張狄克推多，心中感覺悲哀，同時也發現極少數人如顧孟余、胡適之先生等，沒有從民主政治的陣線上退卻下來，聊感欣慰。”

周德偉很早就開始宣揚民主憲政的價值。1928年，周德偉在天津創辦《天津雙週刊》，在這一刊物上，周德偉寫了許多關於民主憲政問題的文章。留學歸來後，周德偉在湖南大學教書期間創辦《中國之路》。在這一刊物上，周德偉積極宣傳哈耶克的思想主張，向讀者闡釋民主憲政的價值。可以說，在民主憲政問題上，胡適與周德偉兩人都是堅定的擁護者與守護者。

周德偉與胡適在儒家問題上也有很多共同語言。

作為哈耶克的學生，周德偉自然不是全盤反傳統論者。與之相反，他還是儒家的信徒。學者邵建就曾說周德偉是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其實，胡適對儒家也抱有同情之瞭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在給《吳虞文錄》寫序的時候曾說吳虞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結果導致很多人由此認定胡適是儒家的反對者。其實胡適對儒家是很推崇的，晚年的胡適曾多次通過孔子的主張來闡釋他的自由主義理念。
1948年胡適寫信給陳之藩，信中胡適寫道：“對於孔家店，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的抹殺。”

1954年，胡適在台灣大學講演《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新看法》，在演講中，胡適認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主要有四個大的事件：“第一是無政府主義抗議的出現，即老子為代表的思想；第二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第三是極權政治的興起；第四是無為政治的代興。”這裡胡適明確地將孔子的教育主張看作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

1959年胡適在日本東京接受記者採訪時，在提到《吳虞文錄》的序時，胡適對其中提到的“隻手打孔家店”解釋說：“中國過去許多反動的東西，都喜歡掛上孔子的招牌，為了打倒這樣反動的東西，自然應該打倒這些招牌。這與打倒孔子該是兩回事。”

通過以上幾個事例，可以看出胡適對儒家與孔子的態度。當然，胡適的這種主張並不代表他贊同儒教。後來台北大專院校校長集會決議成立孔孟學會，打算邀請胡適為發起人。胡適回信拒絶了。信中胡適寫道：“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個學派獨尊的傳統。我現在老了，不能改變四十多年前的思想習慣。所以不能擔任孔孟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千萬請老兄原諒。”

由此可見，胡適與周德偉都對儒家以及孔子抱有瞭解之同情，但是對於定於一尊的儒教，胡適則不敢苟同，他擔心這會影響到思想的自由與思想的平等。

周德偉對胡適的影響

四九國府遷台之後，周德偉與胡適的交往開始密切起來。在此前後，胡適與杭立武、雷震等人創辦了《自由中國》，而作為國民政府公務員的周德偉，則在其住地紫藤廬跟張佛泉、殷海光等學者交流切磋自由主義的理念。這一時期，周德偉將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送給殷海光，建議殷海光翻譯此書。

殷海光的譯本在《自由中國》上連載，這引起了胡適的注意。而在1952年周德偉就曾給胡適寫過長信，信中就談到了統制經濟對自由的危害。在1954年3月5日“自由中國半月刊社茶話會”的演講中，胡適曾念出周德偉信中的一些內容，在信中，周德偉曾寫道：
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少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羡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這裡周德偉已經明確指出，抗戰時期的國進民退政策，其實是導致後來經濟崩潰的一大根源。

1920年代胡適訪俄時曾對俄式社會主義抱有一定的好感與期待，但後來很快消失了，但由於胡適對經濟學不夠瞭解，因此，在經濟自由主義方面，胡適並沒有理論上的自覺。

胡適的這一思想盲點，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殷海光也同樣存在。殷海光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序中曾寫出自己當時的思想困惑：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正同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一樣，那個時候我之傾向自由主義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面進入的。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受到社會主義者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包括以英國從邊沁這一路導衍出來的自由主義者為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經濟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本陣地，而向社會主義妥協。

同時，挾“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來的共產主義者攻勢凌厲。在這種危疑震撼的情勢逼迫之下，並且部分地由於緩和這種情勢的心情驅使，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做主人，在經濟上做奴隷”。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彆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得經濟科學。因此，我雖然覺得這個主張怪彆扭，然而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周德偉推薦殷海光讀哈耶克的書，由此解開了殷海光的思想困惑，同樣，胡適在經濟自由主義上的理論自覺也無疑是受到周德偉的影響。

胡適這篇演講發表之後，還曾對計劃經濟抱有幻想的羅敦偉給胡適寫信，批評胡適不應大力批評計劃經濟。胡適曾將此信給周德偉看過，並希望周德偉替自己回覆羅敦偉。對此周德偉對胡適說：“私有財產，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沒有財產，生產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給政府控制了，將無任何自由可言。世界上的純正經濟學家，無贊成這種制度的可能及事實。”

此後，兩人交往更加密切，可惜這些交流胡適並沒有詳細地寫在日記裡，幸而周德偉在回憶中記述了他跟胡適交流的一些內容。周德偉回憶說：過了幾天胡先生又來參加我的晚宴，飯後一個鐘頭，別的客人都走了，胡先生獨留，與我深談。他說：“經過若干次的討論及閲讀你的著作，知道你有你的思想系統，我現在願意知道一切來源及背景。”我說：“胡先生的歷史癖要以我為對象了。”胡先生說：“你不反對嗎？”我說既承下問，當然應供給一切有關的情報。我從古典經濟學派談起，往上溯到休謨、柏克的著作，往下談到新古典學派、北歐學派、奧國主觀學派的著作，又旁溯到康德及晚近的知識論及精神科學的內容，舉出了幾十種有名的大著。胡先生說：“舊的著作如休謨、柏克、康德、亞當·斯密我都知道了，北歐及奧國經濟學派我無力窮追，我感興趣的是當代學人在此方面的著作，我在這方面太隔膜了，請你開一書單給我，以供返美之後的涉獵。”我遵命開了上文已指出的米塞斯、哈耶克、盧布克的著作，並加上了K.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並說：“除後書外，多少與經濟有關係，後書且強烈反對歷史主義”。他說：“沒關係。”並請我將這些書取出，親自抄上出版地址，我又談道：“自英國休謨、柏克以來發展的個別主義及功效主義哲學，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有力武器。不過個別主義另有一支為盧梭及笛卡爾派所代表，過分強調理髮的功能，被全體主義者所利用，這是假的個別主義。”胡先生說：“這是嶄新的說法。”我說：“一點也不新，哈耶克在社會科學的再革命中已經說出。我最近正著手做一個工作，將英國的經濟派的個別主義功效主義，與奧國主觀學派的學說結合，成果即將問世（功效主義重估）。”胡先生聽了非常注意。

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到，胡適曾通過周德偉來重新梳理自己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後來，正是因為周德偉、殷海光、胡適等人的推薦，哈耶克、波普爾等人的著作開始受到台灣學者的注意，而哈耶克、波普爾等人還曾先後去台灣進行學術交流。到台灣後，哈耶克曾跟殷海光有過直接交談，而波普爾到台灣後，擔任翻譯工作的則是齊邦媛，在漢語世界裡，齊邦媛是比較早將“Open　Society”翻譯成開放社會的人。對此，齊邦媛在其回憶錄《巨流河》中有生動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