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偉，湘人，1902年出生于長沙，1986年去世於美國洛杉磯。在有關周德偉不多的資料中，我最感興趣的是，作為北大學生，他當時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另類表現。據他寫于1962年胡適去世後的《我與胡適之先生》：「《新青年》給時代影響甚大，但我不大喜愛，我嫌《新青年》的文筆太潑辣，分析及陳述不如《甲寅》及嚴氏譯述之精密而有系統」。另外「《新青年》上李守常先生經常談唯物史觀，但終不能冰釋我心中的疑慮，」而且他尤不習慣《新青年》上的文章幾乎「都朝著唯物史觀一邊倒」。

時至今天，誰都可以反思問題叢生的新文化，包括它對後世的影響是正面大於負面，還是相反，這都可以討論。我本人就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並且屬於「相反」派。但我驚訝的是，周德偉當時就拒絕了《新青年》，不但不為風潮所挾，而且那時他還是個學生。更難能的是，周之反感《新青年》，不是出於簡單的情緒，而是有他自己的知識來路。也就是說，在《新青年》之前，他在思想上已經有所接受，這才使他進北大後不能接受在他看來是過於喧囂的《新青年》。

照周自己的表述，自中學而接觸的思想資源，首先是章世釗的《甲寅》，其次是嚴復及其譯述，第三是胡適，主要是他的《哲學史大綱》。且看《甲寅》給一個十幾歲少年的豁蒙：「自讀了《甲寅》之後，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權利的觀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憲法上的主張，又得了人民授權政府的觀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狀的辦法。」這段話如果用概念抽象，《甲寅》傳播的是人權、憲政、民治、法治之類的基本理念，路子純正而不偏斜。再加上後來一位清華畢業又留美歸來的中學老師，指導他系統條貫地閱讀嚴復譯著，有了這樣一個根底，自然百毒不侵。對於那份激進而又整體反傳統的《新青年》，周德偉恐怕想提神也難——有意思的是，《甲寅》與嚴譯都是文言，而且都屬於文化保守主義。試比較他在文中提到的那些北大同學，如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等，這些都是圍著《新青年》轉的人，思想上是吃新文化的奶長大，可以說是五四的兒子。不知他們在《新青年》以前，精神上是否另有繈褓。然而，至少對周德偉來說，正因為他有了《新青年》以前的知識來路，使他最終和那些北大同學走上了不同的路。

分歧是這樣開始的。周出身窮苦，進北大後，被拉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次鄧中夏和羅章龍等動員周德偉去長辛店工作，並說有優厚的報酬。周問什麼工作，答是「做工人運動並教工人的書」。周表示自己還要讀書，沒時間。於是便爭執起來。周借孔子的話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沒有我自己，一切都沒有了。對方則批評他沒有無產階級的意識，只有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周說，我不懂什麼階級意識，我只有我自己的意識。對方認為這種態度根本不能再做研究會的會員了。周的回答是「不敢奉陪」。於是分道揚鑣。

北大畢業後，周在社會浪跡九年，于1933年夏以公費留學英倫，進的是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參與的是由哈耶克主持的有關貨幣理論與經濟循環的研究班，由此開始和哈耶克幾十年的交遊，亦由此走上了極為純正的自由主義道路。關於哈耶克，至少我們現在知道，他在中國有兩個弟子，一個是林毓生，一個就是周德偉。不過，論其輩分，林要比周晚得多。林是殷海光的學生，殷則是周德偉的後學。雖然殷周兩人沒有直接的師生關係，但周比殷要大17歲；而且1950年，在周的臺北寓所，有個每兩週一次的思想沙龍，參與者就有殷海光。也正是在周家，周德偉從書架上取出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交與殷海光，建議他翻譯。於是就有了後來《自由中國》上殷譯哈耶克的連載，於是也就有了胡適讀了哈耶克之後，在《自由中國》雅集上的著名講演《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如果從到自由之路說起，可以發見，胡適和周德偉這一對師生實有區別。胡適是從19世紀的密爾入手，又受20世紀杜威的影響，但這兩者已是自由主義的發變，不是原典，因而缺了不可或缺的古典一節。周德偉不然，在哈耶克的親炙下，入門即古典（何況哈本人即現代自由主義中的古典大師），因而得其自由主義原始，路徑十分純正。入門須正，立身方穩。可以驗得的是，胡適在1920年代以後為蘇俄迷惑時所發生的偏差，放在周德偉身上就根本不會，哈耶克為他預先免疫了。比較而言，在自由主義譜系內部，晚年以前的胡適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激進派，周德偉則是自由主義的保守派。

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至少沒有沾染上它的以傳統為敵的激進姿態，非但如此，而後又自覺從本土傳統中挖掘自由哲學的精神遠因。後者是受哈耶克影響，但前者卻得益于嚴復。嚴復是中國最早系統把握了西方自由主義的人，可又是一個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學西方而依傳統，在嚴復那裏沒有一點衝突，真正是兩者並育而不相害，一如道並行而不相悖。可是，到了新文化那裏，自由主義沒人超過嚴復，傳統卻成了它的對頭，必欲除之而後快。二元對立的思維既主導了新文化，接下來自然是它自己的一元獨斷。在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雖不是極端地反傳統（他們主要是陳獨秀、魯迅、錢玄同）；但因他自己的表現，似也應承擔他所應承的責任。

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肯定不會決絕反對。在最淺陋的意義上，你有現代的自由，別人也有傳統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傳統，社會擴展秩序恰恰是傳統演變的產物，這是哈耶克再再闡述過的義理。因此，就自由主義的文化表現而言，新文化不是推進了自由主義，而是從嚴復那裏倒退了，至少它從文化多元倒退到了文化一元；而且這一元又從文化領域漫出開去，延及社會與政治，由此構成了百十年來血與火的中國歷史。且看魯迅如此絕對化的表述：「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話是這樣說的，事也這樣做了，但結果呢？不妨讓血淋淋的歷史證驗魯迅的話吧。

周德偉不讀《新青年》，很好。這裏的不讀，並非不讀，而是不喜歡。《新青年》的思維，唯我獨對，周德偉有幸不沾。只是當年北大學子中，周德偉們何其少（而另一類學生何其多）。然而，就是這個周德偉，至今又有幾多人知曉呢。
歷史非僅浪淘沙，不免也浪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