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時，我想知道紫藤廬中是否還留有周先生遺跡，朋友領我至茶園正廳指示牆上掛有一幅周先生生前遺墨：
豈有文章覺天下
忍將功業苦蒼生
我像被什麼東西驟然擊中，內心震動，一時無語。幾個月後我回到海峽此岸為彼岸讀者寫篇序言，但是心裏明白，此時所言，幾乎都是在那天一時無語之際就已經產生了。
200年前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伏爾泰，如狄德羅如果能看到那幅字，他們會怎麼想？至少，以善寫懺悔而聞名的盧梭一定會有不少感慨。他也許會後悔1762年《社會契約論》中的這樣一段名言：
如果我們撇開社會公約中一切非本質的東西，我們就會發現社會公約可以簡化為如下的詞句：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的力量及其全部的力量直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共同體，以代替每個訂約者的個人；組成共同體的成員數目就等於大會中所有票數，而共同體就以這同一個行為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當它主動時，就稱它為主權者；當它和它的同類相比較時，則稱它為政權。至於結合者，他們集體地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
30年後，羅伯斯庇爾執導的雅克賓專政進入法國大革命高潮。整個雅克賓專政的社會政治設計，從最善良角度講，就是將盧梭此段名言落到實處，將思想從紙面落為實踐。故而我在本書中稱羅伯斯庇爾為地上行走的盧梭，而盧梭，則是預設在啟蒙運動裏一個紙面上的羅伯斯庇爾。法國大革命之後，這股左翼浪漫思潮繼續蔓延，從法蘭西到德意志，從俄羅斯到大清國，直至「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歷史上沒有一個文人型思想家如盧梭能有如此悍力，一枝筆攪動歐洲與世界，直到1989年塵埃落定。我們事後看法國大革命開始於1789，至東歐巨變1989，不多不少200年，這200年的左翼世界思潮，組成一個歷史單位，最有概括性的命名，大概只能稱之為盧梭思潮。所謂「文章覺天下，功業誤蒼生」，盧梭與羅伯斯庇爾兩人，真是走到了頭，也做到了頭。
1903年，盧梭政治著作第一次被中國留日學生翻譯進中國。此後將近100年，除了梁啟超、嚴複、張溪若等人個別地抵制過這一思潮，盧梭思想在中國政治學、歷史學領域裏始終被正面評價，並溢出學界，變形為主流意識形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100年所有的外來思想中，沒有一種思想如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公意論 (generalwill)」留下了那樣深遠的影響，以盧梭濫觴的法蘭西政治文化，已經融進了中華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百年不衰，代有其言。綿延至本世紀最後20年，當大陸新一代知識份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還是這一羈絆自己的思想繩索。
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說有什麼意識覺醒，似應回溯到「文革」時期。這些年流傳海外控訴「文革」的書籍、回憶錄、材料或書信，大多固於一家、一己，甚或某一權力階層的上下反復，缺乏歷史縱深和社會視野，時間上跨不過1949年以後的正統觀念，空間上跨不過所屬階層的內部恩怨。換句話說，無論是過去的歌頌，還是今日的控訴，不少人僅在一個平面上推磨，基本上是從一個相反的極端跳過來，重演「文革」當局得勢時強迫人們接受的「就是好，就是好」那一著名歌曲，只是易之以「就是壞，就是壞」。那樣的思維方式，只說明這個民族儘管經歷有那樣一次空前劫難，其歷史意識卻沒有換來多少值得稱道的長進。我讀那樣的回憶錄，似曾相識，有點象讀波旁復辟時期中產階級的回憶錄，卻很少有後一類作品能讓人眼睛一亮的時候：經大起大落之後的大徹大悟。①我們的「文革」回憶錄，其中有正當控訴，理應同情；有真實史料，值得珍惜；但也不必諱言，其間彌漫著許多真真假假的仿中產階級趣味，亦可一笑置之。②我想說的是，法國革命已經允許各種研究觀點並存，而在大陸，我們雖然擁有這樣一座信息量並不低人多少的歷史寶庫一一足以滋養兩個年鑒史流派還不止，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真正稱得上是客觀研究的「文革」史還沒有出現，更惶論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獨立觀點。這樣一座凝結著民族血淚的歷史寶庫，如同一堆歷史垃圾，只能在上面抹鼻涕，卻不能認真進入研究，實在是思想學術界一大憾事，足以讓外人恥笑。我還想說的是，歷史上至少有兩個「文革」，現在被擠壓在一起，難以撕開。前一個「文革」，是人們目前正在控訴的「文革」，當然是黑暗加血腥，怎麼否定都不過分。但在這個「文革」的下面，還有另一個地下「文革」，曾在黑暗血腥之下游竄思想的火星，類似魯迅所言「地火在奔突」，或可稱「反文革的文革」？認真一點的做法，似應在這同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張皮，將後「文革」與前一個「文革」小心區別，謹慎分析？所謂第二個「文革」，或「反文革的文革」，
那就是從當年大民主、大辯論、大字報這些畸形的政治環境中，催發出知識份子尤其是大、中學生的政治思考，儘管這些思考難以徹底掙脫當時的思想牢籠，卻有一種最為難得的思想氣質在其中艱難生長，即懷疑精神。這種懷疑，一開始是指向本地政治權威，逐漸發展到懷疑中央「文革」，乃至最後猶猶豫豫，懷疑至最高當局。懷疑精神起初是被「文革」當局喚醒，甚至一度為其所利用，後來則越出其軌道，向著「反文革」方向發展，終於引起「文革」當局的驚呼：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懷疑一切」是「極左思潮」，需堅決打倒，徹底鎮壓！隨之而來的，果然是殘酷批鬥與迫害，其嚴酷與持久程度，遠遠超過「文革」初期對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的衝擊，直至「文革」當局被推翻的1976年，上海還有人被押上刑場槍決。整個「文革」過程，尤其是到了中後期，這樣兩種「文革」內容的衝突，或隱蔽或公開，綿延不絕。前一種官方「文革」盡可能撲滅後一種民間「反『文革』的文革」，後者則不絕如縷，屢撲屢起。當年被扣上異端帽子者，多為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其思想命運具有雙重悲劇性：官方「文革」猖獗時，他們是被鎮壓的異端，官方「文革」被推翻以後，思想史上的這一頁仍然被意識形態單一話語遮蔽。這樣一部內部充滿對立緊張的「文革」史，是在今日能發表回憶錄者之狹隘視野外發生的，其思想內涵更非今日正統派史家所能想像。③
我在80年代中期曾經提出，至今還是認為，「文革」史是一部充滿悖論的歷史。就思想層面而言，宮方「文革」原本充滿中世紀的反智氣味，誰也沒有料到，就在這樣反智主義的氛圍中，竟然激發起一種與之反對的啟蒙精神。如何撥開意識形態話語的不斷遮蔽，揭示這樣一種反智與啟蒙相反相成的歷史悖論，應該是治當代思想史者最有興昧的課題。當然，誰也沒有理由忽視這一頁歷史的局限。當時走上後一條道路的人，在思想資源方面難以與英美思潮接觸，多囿於德、法、俄浪漫激進範圍，這就留下日後一段更為艱難的思想路程等待他們長途跋涉——在保存精神銳氣的前提下，如何自我反思，自我突破？這一代人必須咬斷與其精神母體的臍帶，他們才能重新出發，此其一。④其二，當時走上這條路者在人數上並不多，即使走上這條路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能在反思後再走一程者，限於種種客觀條件，更是寥寥無幾。不過，以後80年代的思想史證明，儘管只殘留下星星點點，卻正是最後剩下的這一些人，參與點起了新思想的薪火。
我於1970年離開上海，孤身一人，赴中原河南蘭考一個貧苦鄉村插隊落戶。當時僅初中畢業19歲，之所以不顧父母反對，去那樣一個地方吃野菜啃窩窩頭，原因之一，是因為那裏有一個集體戶吸引我，他們是由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願組成，在那裏開闢了一種邊勞動邊讀書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故而我特別能體會上述盧梭所描繪的那種社會集合方式。我就是在那個環境裏第一次讀到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並生出對法國大革命史的濃烈興趣。L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徹底打破了我對「文革」當局的猶豫與幻想，集體戶的共產主義氣氛也隨之解體。此前已經發生的那種懷疑精神，與此時產生的對那個虛幻「公意」的切膚之痛，兩者交織在一起，大概只有小說《牛蛇》中亞瑟發現被教父欺騙時的心境方能比擬。
我當時想法是，真要有效思考，唯讀毛澤東晚年那些號召青年人造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俄羅斯19世紀車、別、杜那些人的文學型社會評論，已經遠遠不夠。必須從頭開始，去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其他作者其他作品。此後招工進工廠，我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自學計畫，遠離當時對年輕人還有很大吸引力的文學，從歷史人手，先西方史，後中國史，然後是西方政治哲學，給自己打掃出一塊盡可能乾淨的思維出發場。當時，白天是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頓飯能吃八個饅頭，晚上則在一盞自製的臺燈下貪婪地閱讀能夠找到的思想史書籍，又是另一種狼吞虎嚥。這樣的日子大概有5年，以後調進同一工廠的子弟中學當歷史教員，情況稍有改善。我第一遍讀完當時大陸能夠找到的所有盧梭著作漢譯本，就是在那一階段。1977年大陸恢復高考，種種坎坷，使我錯過了大學門檻，於是只能發憤直接投考研究生。1982年，經4年磨難，終於考入設在古城西安的陝西師大歷史系研究生，攻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很長時間以後，我才明白那一段自學經歷對我產生的致命影響。從這種經歷過來的人，即使有幸進人高校而且留在了高校恭為人師，卻很難褪盡思想的自學性格，或可稱「民間氣息」。在另一篇文章裏，我曾將這一「民間氣息」稱為難以被學院生活完全吸收的「剩餘意識」。當然，與此同時，他也就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對那種單純學院派教授前途的嚮往。
不過在當時，剛一跨進大學校門，急於求索之心情也可想像。我那時急不可耐，一口咬住法國大革命，而且是要從批判人手。投人書海才發現，我想清理的問題太大，先前積累的學力太弱，3年研究生時間，要看完有關文獻資料都不夠。結果碩士論文只能做一個邊緣性的題目：《湯瑪斯——潘恩與法國大革命》，稍稍撬動了一點大陸學界對法國大革命的過高評價而己。儘管這篇論文當時反映還不錯，但我內心不甘，還是蠢蠢欲動。
1989年秋，我二進學府，投師復旦念博士，終於有機會正面接觸這一題目。那一年，我在當時對立著的兩邊看到了一些相通的東西：從法國革命發源，流經近代中國所形成的左傾政治文化，還在我們街頭的兩邊湧動。這個東西，也就是我開頭所說：「即使新一代知識份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還是這一已經羈絆自己的思想繩索」。我之所以稱它是一種「東西」，是因為它從西方法國來，到了東方中國，「東西」貫通，驅之不去。看到這樣一個橫貫東西的思潮還在80年代的大陸思想界湧動，內心很難平靜。不僅僅是為了個人排遣孤憤，或是解決知性上的個人愛好，即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自我反思，咬斷臍帶再出發，我也應該把這個清理法國政治文化源頭的課題及早做完。
三年如魚飲水，冷暖自知。1992年論文答辯時，橫生波折，有學界前輩看完我的論文，拒絕答辯，理由是我的觀點屬於「資產階級右翼保守主義史學觀點」。前一年曾為政治原因中斷學籍，被說成思想激進，有異端嫌疑；後一年被學界權威拒絕答辯，又被說成觀點保守。人若如魚，遭逢這種尷尬，已不是冷暖問題，而是兩面都被烤焦，體無完膚了。不過事後想來也平靜，我也繼續保持對拒絕我答辯的學界前輩的應有尊敬，任何一種學術立場，只要出於真心信仰，總要比某些機會主義的「適時正確」更應該贏得人們的敬意。那種境況也不簡單地是一種個人遭際，更無私人恩怨可計較。
意識形態與學術話語長期共存，互為奧援，並不是多麼費解的秘密，一旦有第三者落進那樣的話語峽谷，兩面都是那同一個「東西」，等待他的命運自然是左右開火，交叉射擊。我既欲批判法國革命左翼傳統，遭遇一點兩面夾擊，本是題中應有之意。
感謝王元化先生在那個關鍵時刻，給予我關鍵性的支持。我這裏說的不僅僅是他在這危難時侯，慨然出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化解了一場有可能出現的學界風波。當時這樣做需要付出相當的道德勇氣。當時，他聽說我有志于清理盧梭思想與法國革命實踐，即將尚未出版的顧准遺稿給我，讓我從中吸取思想養料與精神勇氣。我邊讀顧准遺稿，邊撰寫博士論文，孤憤之情逐漸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心境，我後來將這心境稱為「平靜的壞心情」：「既然是悶在蓋子裏燒，那就應該冒藍火，不要冒虛火」。
臺灣的讀者可能還沒有多少人知道顧准，如果我將顧准及其遭遇換算為雷震的故事，或許有助於理解與接受？事實上，我此次從臺灣回來，也確實想寫一篇對比顧准與雷震的論文，那是當代思想史上又一個饒有興味的題目。他們實在太相像，以至兩岸學界現在都哀悼「天奪良人」：一是經歷像，都是某一陣營的高官，仕途如錦，竟捨棄高官厚祿而不顧，冒死犯難，去探險社會政治體制轉型的前途，時間也差不多都在60至70年代；二是結局像，兩人因此走上不歸路：雷震陷獄10年，鬱鬱而終。顧准兩次被打成右派，幾度出人隔離室與勞改農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後半生沒有一天好日子；三是晚年摸索到的思想結論也像，兩人都摒棄法蘭西、俄羅斯式的「革命」空想，指出一條漸進、理性的轉型道路；四是人去之後學界追思也相像，雷案平反後，臺灣學界每年都舉行紀念研討會，我此次到臺北欲錄訪雷震遺跡，有熱心朋友相助，尚能見到年逾九秩的雷震夫人宋英女士；顧准身後，一本《顧准文集》歷盡艱難，終得出版，幾乎是洛陽紙貴，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顧准日記》。
當代思想史怎麼會在同一歷史時期出現了兩個「娜拉」，兩個思想家「娜拉」在海峽兩岸分別出走？⑤一個從右邊往當中走，一個從左邊往當中走，都被各自陣營開除黨籍，最後殊途同歸神交於一點，只是緣吝一面，差一步即能道相見恨晚。思想史研究當然不作興講故事，但這裏確實出現了比文學家有意想像更富意蘊的真實故事，如此有情節的思想史，涕笑皆非，不知是民族之大幸，抑或大不幸？
顧准的先見之明，我在本書大陸版序言中多有引用，此處不贅。當時感受到的衝擊，五年後的今天，記憶猶新。一方面是感到內心不再孤獨，前面似有螢火探路；另一方面則感到慚愧，後來我在序言中說：「如果我們還不能沿著前人點撥的言路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一小步，那真是愧對先師，也愧對自己了。」
1999年，我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中初步寫成博士論文，修改後，1994年交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此次由《風雲時代》出版社印製發行臺灣版，首先應該感謝該社負責人陳曉林先生的美意。但距離此書初版，時間畢竟已過去3年，需補充需加強的地方逐漸暴露。最為要緊的是，我在這本書中以主要精力解析道德理想主義為意識形態所用形成的種種惡果，而這3年中，外部形勢也發生巨大變化，道德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化毒素尚未有效清理，在精神生活的另一端，知識份子應該堅持的健康價值卻呈雪崩之勢。鑒於此，元化先生曾建議我將此書臺灣版改名，不要用《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以免為玩世犬儒者所用。我思忖良久，為尊重讀者，還是保留此書原來出版的樣子為好。
應該承認，這樣「橫著站」，時有尷尬，既不好看也不好站。伯林所言消極自由的概念未必能照搬於今日之特殊境況，韋伯所言責任倫理與今日之境況即在內心交戰不已。既要警惕自己因人世情切而產生改造外界的衝動，又不能因此而喪失社會政治批判的銳氣，遁人隱世飄逸一路。更為困難的是，所有學理上的分疏說得再好，畢竟屬靜態邏輯，一旦腳履實地，每一次遭遇，都有一個如何在兩難之間尋找動態平衡的問題。所謂動心忍性，這大概是在今日環境中，稍有自覺意識者常費思量、備感困難、卻也最需磨煉的地方？凡有此類困難體驗，或許能理解我初次見到周德偉先生的那副遺墨，為何一時失語，內心怦然所動。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誤蒼生」。自有啟蒙以來，多少哲人智士孜孜以求，追求的不就是這個「天下文章、蒼生功業」？不過，並沒有多少人能翻一個面來想，為生活世界(lifeworld)之平靜發展自主延續，既保持儒者淑世為懷之古典追求，又存有一份現代人對「文章功業」的負面警惕。遙想當年，周先生與殷氏眾弟子往還，書生意氣，揮斥方道，登車攬魯有澄清天下之志；另一方面，卻又能時時跳出，保持一份現代知識份子面對生活常態，理應具有而實際上很少人具有的那樣一種不得不為之、為之又偏偏的戒慎心態，如此曲折轉進的豐富內心，如果換成文人騷客，費詞萬言，亦難說得清楚。目前知識界無病呻吟的文人濫騷情觸目皆是，始終未能看到有如此清澈的洞見：中典與西學相通，常理和睿智並存，而且對仗工整，力透紙背，層層關節，豁然打通！
此前我似乎一直在等待什麼，內有誹啡，欲言無言。不料卻在海峽彼岸，被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一語點破。它是從杜甫詩中脫化而來，但已不是文人圈內借吟對而自矜的浮泛空言，如此明心見道，需多少次起落煎熬，閱盡滄桑，方能最終悟得？思念及此，我衷心感謝我的彼岸朋友，感謝他們在那個紫薇盛開的夜晚，帶我到過那樣美好的地方。
注釋
①我們可與法國革命之後相比，無論是右派的夏多布里昂，還是左派的維克多雨果，且不論社會政治傾向，其天風海雨的資訊含量與文革後作品的小家子氣，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我們也不能全部歸咎于文學家或其他知識份子，這種差別是與更為深遠的文化背景、社會結構，乃至語言禁忌聯繫在一起。
②關於中產階級，此處似可多說幾句。從已見的西方學理上說，中產階級作為民主社會的必須結構，理應護衛；但是這樣的學理邏輯並不是從今日大陸中產階級產生的特殊背景而出，此其一；其二，目前特殊背景下產生的中產階級，出現這樣一種品相：民主要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卻不要民主，似乎還未引起注意；其三，即使將來中產階級產生民主要求，其精神趣味卻還是不值得恭維。如何給中產階級屬性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抵制其精神趣味席捲全社會，將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其四，我這裏所說的中產階級趣味，還有一種特殊情況：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一部分是後來仿製的——當時未必達到那種程度，只不過是部分作者透支後來出現的80年代生活意識，倒貼回去，拔高而成，故稱「仿中產階級趣味」。
③「文革」回憶錄中那部分仿中產階級趣味，已經向下滲透，今日有些新一代學者與作家，偶爾談及，說文革則藐之，頗有點仿中產階級口吻。這種輕薄口吻，吾期期以為不可，其原因，一大部分是因為意識形態話語遮蔽而難以瞭解晚近歷史的全貌，怪不得他們；還有一小部分，恐怕是來自急於與中產階級趣味接軌而形成的急切心態？這種心態，主流意識求之而不得，卻是思想界突破中產階級視野形成自主話語的一大障礙。
④這也是我為何將其思維活動稱為「反文革的文革」的原因之一，他們的思想內容有反「文革」的取向，但其思維方式卻與對立面相王聯繫，困於上述歷史斷層，經近代啟蒙洗禮的老一代已經消失或難以向下傳遞，新一代啟蒙精神只能從官方意識形態中裂變而出，這就造成他們與官方意識形態剪不斷，理還亂的臍帶聯繫。至80年代，老一代如何重新發言，新一代如何與他們隔代相交，則是思想史後來展開的一頁。
⑤事實上，顧准生前已自覺到這一點，他自己把當時探索的問題歸結為「娜拉出走後怎麼辦」。
